近日，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陈东升接受《经济观察报》——“致敬改革开放40年40人”专访，讲述企业家精神和泰康的故事。以下为访谈实录。
每一个企业家都有自己的来处，每一代企业家都有自己孵化成长的土壤。在陈东升的描述中，这是在宏阔的时代大转折中，一个来自最基层中国县城的年轻人的奋斗故事。他始终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对自己可以成为更优秀的人充满期望，因而从未放弃。
陈东升在县城机关大院长大，是个“孩子王”。就像他自己所述，其他的同龄人经历了一个文艺青年或者少年的阶段，而他是一个科学青年。他读《马克思传》，读整版的人民日报理论文章，他也读自然科学，订了《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杂志。
陈东升年出生在湖北天门县。即使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陈东升对周边的世界发生的变化保持了高度敏感。他说他在县城经历了完整的农业文明，但他也见证商业文明的侵入和洗礼。他记得一家人如何热切地迎接第一盏电灯在家中点亮——那是一盏25瓦的白炽灯。他眼见县城的石板路何时变成了柏油路。天门商场开张的时候，数万人疯狂涌入，挤碎了柜台玻璃。他后来说，只有边缘文明的人才有动力。而县城就是个边缘文明，他的世界是城市又是乡村。陈东升见证现代化缓慢但却不可阻滞的到来。
陈东升是早熟的。他说，他很早就想上大学。因为酷爱读书，这个十多岁的少年和当地新华书店的员工打得火热，他们会告诉他新来了什么书，会放他进入书店的仓库，他可以在新书上架前任意在那里翻看自己感兴趣的图书。
陈东升是一个骄傲的男生——他曾用过“狂傲”这个词形容年轻的自己。在不同的年龄段，他都自认眼界和见识超出了同龄人。这让他有一种源自学习的优越感。不过他并非一帆风顺。在特殊的年代，他也曾经历人生冷暖。年，第一次参加高考，他就经历了从未有过的人生挫败。他因为政审不合格而失去进入大学的机会，原因只是因为他跟朋友议论了几句国是。他当时觉得“天都塌下来了”。不过这并没有能够击倒这个自负和骄傲的年轻人。他在年考入武汉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这时候他22岁。在同学中，他是那个掌控议题和方向的人。后来他说，武大就是我们心中的圣山圣城，我们就是这座圣山的信徒和使者。他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和各种西方的经济学流派，在同学的指引下，他还选修了哲学系的课程。他说，修西方哲学史改变了他的人生。
陈东升说，他的心目中始终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无论经历过什么，都要成为国家栋梁。当时我觉得这个县城怎么能够容纳我呢？他这样说，“你今天可以想到的就是在那样一个奇特的年代，一个上进青年的成功路径，非常的传奇。”
这样说或许并不夸张。他在8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进入北京，从此赶上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潮流。原本他可能成为一个卓有建树的学者，创立他心目中的“珞珈学派”。他也可能成为一个体制内的精英——他做《管理世界》副总编辑，一手开创了中国企业大评选，成为既被体制高度评价也是当时最成功的商业实践之一。然而，最终他却成为一个现代公司制度意义上的企业家。在年邓小平南巡之后，陈东升最终选择下海。多年后，陈东升用“九二派”来定位他以及和他一样的那一批企业家。
一个时代开始了，而陈东升是那个开始的一部分。
这样的企业家代际划分到底意味着什么？下海的时候，他已是副局级干部。他可以跟那些可能决定他的企业未来命运的人顺畅地沟通。这一点大概也是时代印记的一部分。所以陈东升后来说，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很难真切地理解这句话的五味杂陈和复杂含义。陈东升说：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有开始。英雄不问出处。
在陈东升的世界里。年是一个伟大的节点。他说，企业家阶层诞生了——80年代是改革的年代，90年代是企业家崛起形成的年代。这时候，他是一个对自己的判断深以为傲的经济学者——你看，没有第二个人这样讲。
这位曾经的经济学人对他的商业帝国的畅想，从未离开他对这个国家未来趋势的判断。陈东升创办的企业，从嘉德到泰康，从一开始就是对最好的模仿，这种模仿成立的基础，一是对现有体制的突破，二则是国家经济与社会的茁壮成长。他很早就相信，中国的中产社会必然到来，人们对保险的需要，会成就一个真正的从摇篮到天堂的保险帝国。年，泰康保险首次进入世界强。这是他从年创立泰康保险就坚信的梦想。陈东升从来没有怀疑过。
他计划写一部自传。在这部自传中，他想把他的个人成长和对社会政治经济的研究放在一起来写。在他的设想中，这既是一部学术著作，同时也是一部自传。“我特别想把我从小到大的成长，我对真实世界的看法、分析和我的研究贯穿起来，我觉得会是一部非常具有历史感的作品。”
年11月22日的下午，宽阔的玻璃窗外，阳光逐渐褪去。室内，聚光灯下，陈东升正在讲述。
—访谈—
经济观察报：从您的大学说起吧。您年参加高考，报考的是吉林大学的考古系，年上大学却进入了武大的经济系。
陈东升：其实我青少年时代是个科学青年。几乎所有人都经过文学青年的阶段，但是我没有，一下子就跳到社会科学青年了，读《马克思传》、黑格尔、但丁、雨果，如数家珍。那时候兴趣很广对什么都很好奇，还订了《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杂志。
我从小就喜欢跟老师在一块，那时候老师几乎都住在学校，我就跑到老师宿舍里去聊天。我在高中时辅导我班上的干部学马列，我记得最清楚，我讲的是共产主义，还有列宁的一个薄册子里的东西。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记忆深刻的还是《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徘徊。今天我作为市场经济中被表彰的民营企业家，经历人生与社会的这种大尺度变迁，依然走在时代的潮头上。这两个时代在我（身上）不矛盾也不冲突，很和谐。
经济观察报：您上大学是八十年代。武大在您心目中是什么样的？
陈东升：我对武汉大学的总结是天人合一，质朴和浪漫是武大的特质。四年里，我传承中学的习惯，往老师家里跑，所以武大的名教授特别是经济学的名教授都很熟悉。那时我的形象应该很清晰——我不是一个只会考试的青年，而是一个充满理想，有很高的学术追求的学术青年。
我参加多学科讨论会，参加百科知识竞赛，二年级的时候就获得三等奖，当时挺得意。因为博览群书，我反对专才提倡通才，所以写了一篇通才论，发表在《人才》杂志上——大学三年级就在全国报刊上发表文章，我很得意，但有些同学就觉得我不务正业。
那时候的武汉大学，确实就是意气风发，各种学派开花，接应不暇，脑瓜子都炸了。对我来说，在武大最重要是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学说史，还有西方的经济理论。一个同学带我们去哲学系，哲学最重要就是启蒙时代，伏尔泰和卢梭，讲人生来就平等的，一下子我感觉豁然开朗。
经济观察报：关于中国企业家的断代，“九二派”是您提出来的，您自己是怎么考虑的？
陈东升：九二派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在《经济观察报》刊登的。所以后来我去哈佛演讲，就有了九二前、九二派、海归派的划分，之后我又提出了后WTO派。这次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表彰百名优秀民营企业家，他们用的词很好：改革开放初期创业的企业家，我们叫知识分子下海（下海这个词肯定是92年，不能用在别人身上），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四个时代，这四个时代更符合老百姓的理解，但是这四个断代肯定是陈东升的发明，一直是我坚守。
我是用产权理论来看这四十年的。年没有清晰的产权理论，没有企业法，是混沌的，所以那一代企业家我用了“悲怆”这个词。九二派为什么是现代企业的试水者呢？年6月，国家体改委颁布了《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我们开始用有限公司、股份公司来组建公司了，但是还没有解决创始人和核心团队的劳动成果和利益的问题。所以海归派的贡献就是引进了founder和option——创始人和期权制度。我当时就觉得创始人和期权制度是有法律依据的，法律依据就是把一个商业点子可以把它溢价，然后管理团队期权共享，你达到业绩就有期权，达不到没有。关键一点，创始人是把你的原始商业模式，把你的想法溢价，多少倍乘出来。用法律进行制度化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所以我反复讲这个制度是海归派的贡献。
后来我还提到后WTO派，从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到公司法，这些都建立起来了。关键是资本体系，就是天使、创投、PE，有一些成长性大基金的投资支持，就有了完整的法律、资本两套体系。我创业的时候是“化缘”，是没有规律可循的，找你熟悉的人，去游说你来入股吧。
经济观察报：我们觉得九二派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您讲的保险和拍卖，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很多创业者是走在边缘地带的，就是没有政策，但是我可以去干。但您做的几件事情，都是说我得先有规则和法律，你们直接参与了规则的确立。
陈东升：九二派下海的时候，在政府我们都算是优秀分子。我们从政府出来，又跟政府共同学习市场经济，共同推动市场经济发展。92派到今天为止没有人写这一段。比如嘉德拍卖填补了现代拍卖的空白，形成以股份制为基础的这一整套体系制度。没有嘉德就没有中国今天的艺术品拍卖市场。虽然我不是第一个拍卖公司，也不是第一场艺术品拍卖，嘉德的拍卖它是一个现象，带动了整个艺术品市场。到今天仍然是。
比如跟拍卖有关的星号制度、海外文物回流，这个都是嘉德遇到这些问题跟他们反复沟通之后形成的。所以嘉德拍卖是典型的案例。当到了泰康保险，因为有平安保险在我们前面，我们也做一些比方次级债，内含价值也是我们引进的。
经济观察报：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凭什么是九二派做这些事情？因为你们当时在体制内。
陈东升：很多人不了解整个历史过程。所以我们是很奇特的一群人。我说，九二派的代表，有武大三剑客（指陈东升、田源和毛振华），复旦五同学（指郭广昌等），还有冯仑他们“万通六君子”。我一直说九二派分北派、南派，南派就是冯仑他们，能做什么做什么，比较多元。
北派其实讲的就是我们武大这三个人，就是寻找一个空白产业，去创一个产业的领头企业，带动一个产业的发展。嘉德拍卖是，中诚信也是。拍卖公司里好几家是嘉德的人出来办的，也带动了行业发展。田源搞期货，更是这样。我们这三家是拿着有限公司股份公司的文件——我不是说像红宝书揣在怀里吗？我们是严格按照这去抢中国字头，我们三个创办的企业都是中国字头。
从年到国务院通知同意办一批保险公司，这中间唯一申请办人寿保险公司的就是我。就是不放弃。当时也有人对我说可以申请信托和证券公司牌照，我说我就办人寿保险公司。
我想办泰康保险，所有人说我神经病，你又不是搞金融的，你也没有钱，你又不是高干子弟，你凭什么办保险公司？这是我的性格，我想做的事情，就是踏破青山。我现在搞医疗，搞医院是很难的。我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是一种坚韧的毅力。
所以说，为什么我反复强调九二派，反复强调有限公司股份公司的文件不亚于三中全会——就是这两个文件让中国企业家阶层崛起了。我就拿这两个文件跟主管部门游说，一点点地说服他们。一般人这时候就放弃了。我没放弃。我说现在国家鼓励股份公司有限公司，应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办企业。
经济观察报：您怎么定位您个人呢？
陈东升：对我的看法，我的定位就92派的典型代表。知识分子下海的典型代表。
嘉德成立的时候，东方时空当时报道说，嘉德这声槌响，预示着纽约、伦敦和北京三大艺术品拍卖交易中心的形成，三足鼎立的时代到来，那时候觉得是个梦想。为什么我老用这个词——现实比理想来的更伟大呢？我的人生经历是这样的。
我做嘉德，做泰康，都是我的梦想。想做保险时，写一个天文数字，注册资本1万美金——那时候是我心中的天文数字。后来泰康人寿成立，注册资本6亿元人民币。我第一次引进外资是瑞士丰泰保险，一个跨国保险公司，管理着亿美金的资产，大约5亿美金的利润。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能不能像他们这样？泰康现在管理亿美金，去年税后利润20亿美金。当年我去台湾学国泰人寿，今天我们全面超过国泰人寿，但是我也没有觉得骄傲。台湾万人口。这里13亿人的大市场，你做这样是应该的。
为什么我说时代好、命运好、机会好？时代好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民族。没有时代就没有我。我不认为英雄创造历史，而是英雄顺应历史，推动历史发展。
机会好、命运好就不说了。你抓住了保险公司这样一个大产业，多少年下来，你坚持专业和价值观，你一路走稳。所以都是有逻辑的。
经济观察报：您很多年前就在讲中产社会的来临，讲消费升级，这也决定了泰康集团产业板块的基本逻辑，但是今年我们也听到类似对中产忧虑和消费降级这样的讨论？
陈东升：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服务业的繁荣，这也意味着中产人群的壮大。服务业是靠智力和体力，靠专业，完全靠自己获得收入。服务业里面最核心的，也是中产人群最重要的最庞大的部分就是律师、会计师、医生，房屋汽车保险代理人，这些构成了服务业就业的主体，靠知识和专业获得报酬，这个报酬就是工资。所以服务业时代工资一定是上涨的，他一定会有剩余，消费、理财的需求就起来了。与此同时，科技把蛋糕做大，就把金字塔形的社会变成了橄榄型的社会，这些逻辑没有变。如果不是一个中产人群为主体的社会就没有中国梦，也没有美国梦。
还有大公司。像中国这么大的体量，一定是大公司带中小公司。这个逻辑也没有变。
经济观察报：您说年是一个伟大的节点，除了我们说的九二派，还有什么原因？
陈东升：我喜欢用节点这个词。年，尼克松访华，中美握手是最大的节点，年也是一个很大的节点。这两个节点是有关联的。年决定了整个世界的逻辑，年决定了中国发展的逻辑。年是一个伟大的节点，是因为它让这个逻辑更加制度化了，就是把市场经济确定下来了——企业家阶层诞生了。
所以我说，80年代是改革的年代，90年代是企业家崛起形成的年代。本世纪初十年，是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融入国际和全球化的年代。现在十年是什么年代，我还没有看清，但从经济角度讲，基本完成工业化，是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从出口投资驱动向内需消费驱动转型，是从高速度到高质量，这些话都是对的，包括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都是对的。
所以改革开放四十年，我认为是两个伟大改革，宏观层面是价格改革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和体系；微观层面是产权和所有制改革，形成了中国企业家和企业家阶层。企业家精神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此外，还有企业家精神泛社会化，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GDP来考核党政干部，他们也成了企业家，所以他们身上的企业家精神也是很浓厚的。我老讲，省委书记是这个省的董事长，省长是总经理，就是这么来的。
为什么我说九十年代是企业家崛起形成的年代呢？九二派、海归派其实都在90年代形成，现代企业是从九二派开始的，海归派是年前后。其实张朝阳年就回来了，创办搜狐是年，田溯宁、丁健、吴鹰他们年也回来了，阿里巴巴和腾讯，一个是年一个是年。所以我最近总结80年代改革完成了制度——就是我说的两个伟大改革，到年，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办企业的文件出来，从这时候开始就进入了企业家崛起形成的年代。
来源丨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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