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经济学家茶座Teahouse
作者简介
罗子俊，美国萨姆休斯顿州立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经济与国际商务系助理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年第2期（总第72辑）。
全文字，阅读约需11分钟
为接朝霞顾夕阳
——《薛暮桥回忆录》写作出版记事
记得是年4月下旬的一天，天津人民出版社负责父亲回忆录的编辑专程来到北京，带来美编设计的两个封面。
两个封面上都镶嵌了父亲的一张笑容可掬的黑白照片，一个以淡驼色作底，一个以大红色为衬。父亲一生清静淡泊，自然选中了第一个。就这样《薛暮桥回忆录》不但内容定稿，装帧也确认，只盼着早日出版了。
5个月后，当我们从天津取回一本本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薛暮桥回忆录》并放到父亲手中时，父亲的脸上露出了却人生一大宿愿的欣慰的笑容，全家人也为父亲能在耄耋之年战胜病痛，完成这本回忆录而感到无比欣喜。
如果是在15年前，甚至10年前，著书写文章，对父亲来说是轻车熟路，而这本回忆录却是他在85岁那年开始亲自动笔，87岁身患帕金森病后开始在别人的帮助下修改的，前前后后历经7年时间。这期间，父亲克服了多少由衰老和病痛带来的障碍，是旁人难以想象的。
其实，并不只7年时间。早在年，父亲当时的秘书李克穆在与父亲的闲谈中了解到，父亲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后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又亲身参与了新中国经济建设从起步、发展到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李克穆第一个向父亲提出要把这段历程记录下来，以飨后人。父亲当时十分繁忙，尚在第一线工作，并未把写回忆录列入议事日程。于是，李克穆就手持一台录音机，一有空就请父亲讲。
父亲在旅途中讲，在会议间隙时讲，在公园散步时讲。不知讲了多久，录了多久，二十几盘录音带录满了。这些磁带由我们做女儿的协助克穆整理成稿，这可以说是回忆录的第一稿，尽管后来并没有采用它们。
到年下半年，父亲的精力大不如以前，外出开会、做调查已感吃力，加上当时改革的形势出现了曲折，再加入理论界的争论，重申那些说过多次的观点，父亲感没有必要。做些什么呢？
一天中午，在他应该午睡的时间，我看见他站在窗前沉思。我走过去对他说：“爸爸，你写回忆录吧！”他看着我，没有说话。
过了几天，我看见他坐在桌前，摊开一本稿纸，写上了回忆录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走出破落的地主家庭”。我心中顿时感到十分轻松。几年来，父亲身边的同志，吴敬琏、吴凯泰、李克穆都多次劝他写回忆录，这下他总算同意了。
父亲很少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经历，但他那大脑像一个缩微资料室，尤其是多年来的工作性质使他对数字格外青睐，他能把诸如“一五”“二五”时期的各项经济指标长存心中，鲜活如昨，所以写回忆录时他全凭自己那惊人的记忆力而一笔直下。
就这样，他一直写到年春天，完成了一个约20万字的初稿。其间，他也外出开会、讲话，但更多的时间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年春天，父亲因脑医院。治疗休养了一段时间，不见好转。夏天，又因吸入性肺炎再次入院。这次，大夫查出他患有帕金森病。在此之前，我们已发现他做各种动作都比常人吃力，原以为是衰老，不知是疾病。
对一位学者来说，帕金森病直接影响了他的写作能力，使他眼睛看不清，下笔手发抖。所幸的是他头脑依然清晰，思维依然敏捷。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治疗休养，父亲的病情总算稳定，药物对病情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控制作用。
大概是在年下半年的一个什么时间，父亲感到他有精力重新修改回忆录了。此时，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他自己已不能动手亲自修改了，二是初稿因全凭记忆所写，需要核实、补充，尤其是最后改革开放一段，本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却写得非常简单。怎么办呢？只能请熟识他的同志们帮忙。
回忆录大致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父亲出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部分请朱庭光同志帮助核实事实、补充背景材料，朱庭光的父亲朱镜我烈士是父亲在新四军的同事，朱庭光是父亲在新四军教导队的学生，后又研究历史，所以他是做这部分核实、补充工作最为合适的人选。
第二部分是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这部分请吴俊扬同志修改，吴俊扬同志亲身参加了这17年经济建设的领导工作，了解很多政策的决策过程，做事非常认真严谨，不但对第二部分，而且对全书的内容、文字都进行了严格的把关。
第三部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段时期父亲不论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政策咨询、影响决策方面，都达到了他人生的最高峰，但他自己在写这部分内容时，因精力不支，简而又简，完全没有反映出他的全部经历。
吴凯泰同志从年就跟随父亲做调查研究、著书写文章、搞政策咨询，了解父亲的经历、观点甚至文风，自然是第三部分修改以致重写的最佳人选。吴凯泰同志把这一段内容从一章扩展到五章，从父亲的经历中折射出改革开放既辉煌又曲折的历程。
还有一章是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父亲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所以多半内容反映了个人遭遇，由母亲对这章做了修改、补充。
这几位同志完全是出于对父亲的尊重，为了把这段历史留给后人，自觉、自愿、无偿地来帮忙。他们各自手头都有一份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我们又没有条件向他们提供稍好一点的工作环境，完全靠他们“自力更生”。
修改过程经常是这样，先由父亲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意见，他们也会根据初稿提出各种意见，经父亲同意后，他们去做修改。改稿送回后，由父亲当时的秘书潘德发同志，还有我们做女儿、女婿的一遍一遍念给父亲听，父亲边听边提出意见，再返回去修改。一生亲自动笔习惯了的父亲对这种看不见又不能写的工作方式极不适应，他在无奈中顺从了命运。
就这样经过了几次反复，其间又请徐雪寒、陈先、吴敬琏、李剑阁、李克穆等同志提出宝贵意见，最后终于由父亲亲自敲定了书稿。
应该说，父亲对这个定稿还有不满意之处，对其中的几个章节还想修改，但从年夏天到年春天，他三次因病住院，身体状况使他感到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于是作出了交稿的决定。
在这本《薛暮桥回忆录》中，父亲是站在什么基点上对什么内容进行回忆的呢？
父亲是个知名人士，但对于他的身份众说不一，有人认为他是个学者，有人则说他是政府高官。我曾经问过父亲，他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他对自己身份的确定决定了这本回忆录是一个共产党员对他投身党的事业后全部历程的回忆。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父亲珍视自己的理想，但又能批判地分析这种理想，他的分析从当下追溯至马克思的最初设想。父亲是一个以思考为生活方式的人，工作时思考，写文章时思考，理发、散步时也在思考，就是在被批判、住牛棚时也不放弃思考。
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他顽强的思考并未为他创造出一个思想体系，当他知道在他的有生之年不能实现这个创造以后，他就自我批判，就寻求，就吸收。他不怕否定自己，当时代证明他的看法与现实相悖时他就一次再一次的重新起步，重新思考。
当然，思考的结果有变化也有执著，在变化和执著中他始终把握着分寸，这个分寸的界限就是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
建国后，父亲长期在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工作，多年来参与计划经济体制的运作，他深知体制的厉害，谁在其中也逃脱不了体制的束缚，所以他把回忆和思考的重点放在经济体制的变革上。
父亲曾主持过几个部门的领导工作，对这些部门的工作有过很多实施很成功的政策建议，但他不认为个人可以超越历史，尤其不能超越党的决定。
比如在大跃进时期，在党的十二大决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时期，他虽有不同意见，但一方面因为认识不够深入，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国务院现职高级干部，在公开场合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所以他都没能明确表示出自己的见解。
出于同样的原因，就是在这本回忆录中，也有许多事情表述得相当含蓄，需要留待时间的淘洗才能慢慢显露出其含义。
就个人性格而言，父亲不是性情中人，他平时的话也很少，所以，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心路历程并没有在回忆录中流露出来，如果是细心人，大概能看出一点痕迹来；加之他的语言非常简单朴实，他不擅长描述，更不会渲染，所以这本回忆录圈外人看可能觉得比较枯燥，尤其是后半部分。
我看了季羡林、王蒙等大家的文章，常羡慕他们的文笔，羡慕他们能用准确的语言驾御复杂事情和人物的能力，常想，若是能有他们这个能力写回忆录，可能就要好看得多。
但话又说回来了，父亲一生虽然经历了很多复杂事物，与很多人们感兴趣的大人物有着较深的接触，但又有多少是能写出来的呢？况且父亲又不是一个对人情世故很感兴趣的人。
写完回忆录后，父亲休息了一段时间，但很快我就发现，即便他那时的工作能力很弱了，但没有工作的生活让他很寂寞。而他确实还有一个心事未了，那就是他在年—年所写的20多篇文章、信件、报告，还没有集成文集，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有年9月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来年1月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等，这两篇文章把有关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回忆录》出版后，我们对他办公室留存的文件和档案进行了清理，又发现还有几十篇他在年—年写的未曾发表过的文稿，这些文稿有的是内部报告，当时不宜发表，有的是因为观点比较激进，比如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质疑，发表时被报纸删去。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在吴凯泰同志的主持下，我们着手对这些文稿进行编辑整理，准备编成一本新的文集。
吴敬琏同志得知后，建议由三联书店出版。我们想，父亲是新知书店的创办人之一，他最初的两本书《农村经济底基本知识》《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是年在新知书店出版的，这最后一本书如果能在三联书店出版，那将是非常圆满的。
在吴老师的促成下，三联欣然同意，父亲亲自为这本书定了书名——《薛暮桥晚年文稿》。年上半年，这本装祯淡雅的三联版《薛暮桥晚年文稿》出版了，父亲自然是非常高兴。我们向国家计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各经济所等经济界人士赠送了近本样书，为父亲一生的经济思想画上了一个句号。
真要感谢上苍，让父亲完成了他所有的心愿。因为就在《薛暮桥晚年文稿》出版后不久，年7月22日，他因帕金森病加重而住院调药，一个月后因感染院内细菌患肺炎，经过了20多天的抢救之后，在年“十一”前脱离了危险，但他的生命质量已大大降低，医院的长期病人，卧床不起。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父亲全身退出了世俗的喧哗，不再写作，不再发表观点，不再出入会议。父亲的人生定格在洁白的病床上，听任生命之河静静地流淌。
写于3年
也谈美国经济学专业的本科与博士教育
——以经济学专业为例引言
8年8月，我离开广州，来到美国中西部的堪萨斯州，成为堪萨斯州立大学（KansasStateUniversity）经济系的一名硕士研究生。一年后我转入博士项目，并拿到助教（TeachingAssistant）奖学金，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
从9年到年这三年里，我既是学生，也是老师。这三年的教学任务是主要中级微观经济学，但也担任过微观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原理和管理经济学的授课任务。
年暑假我从堪萨斯州立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秋季开始在纽约州的科尔盖特大学（ColgateUniversity）经济系任教。在科尔盖特大学的三年我的教学任务主要是经济学入门（一学期经济学原理课）和中国经济，但也担任过中级微观经济学以及国际经济学研讨会的授课任务。
年暑假，我在科尔盖特大学的三年任期结束，来到目前工作单位德克萨斯州的萨姆休斯顿州立大学（SamHoustonStateUniversity）的经济与国际商务系任教。在萨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我的教学任务包括商业分析（商业统计），中级微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
本科通识教育与文理学院
翻开一个美国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生的成绩单，你会发现其中的经济学课程并不太多。在美国的大学，学生需要选修大量本专业以外的课程。这些课程是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通识教育是文理学院（LiberalArtsColleges）的核心价值观。在美国文理学院的学生手册里，你常常能发现他们的宗旨说明（MissionStatement）中有类似于“给学生提供一个高需求的通识教育”的语句。
什么是“高需求的通识教育”呢？以科尔盖特大学为例，学校大致分为社会科学部（经济学系隶属社会科学部），自然科学部，人文科学部和学校直属的跨学科专业。科尔盖特大学的每个学生除本专业必修课程外，必须满足以下几个通识教育的要求。
第一，四门通识教育核心必修课，包括古典课（LegaciesoftheAncientWorld），现代课（ChallengesofModernity），科学课（ScientificPerspectiveontheWorld）和社区与身份课（CommunitiesandIdentities）。其中后面两门课每学期有若干选项。
第二，一门国际课（GlobalEngagement），这门课可以是专业内或专业外，但某门课程是否被涵括在“国际”范畴下需要授课老师向学校提出申请。
第三，在三个学部（自然，社科，人文）中选两门本学科外的课程。第四，语言要求，要求除英语外的另外一门外语必须达到一个标准。
最后是体育课。除此之外，所有专业都对专业课的学分绩点有要求。
美国大学强调通识教育，不仅仅是在文理学院。以萨姆休斯顿州立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为例（经济与国际商务系隶属工商管理学院），除本专业必修课外，学生需修读学校核心课以及商学院核心课两类。
其中学校核心课有十一门，涵盖文学，哲学，数学，文化，美国历史，美国政治，体育，以及两门在自然科学，农学，与艺术等领域的选修课。商学院的核心课程包括修读商学院各个方向的入门基础课，共十门。
因此，一个美国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生，并不一定比该校多修了几门经济学课程或者辅修经济学的学生对现代经济学有更多的了解。实际上，经济系的学生毕业后不从事经济相关的工作，与其他系学生毕业后从事与经济相关的工作，一样普遍。
那么，美国本科生为什么会选择经济系呢？首先，因为大部分文理学院里不单独设商科专业，经济系常常是最接近的替代从而成为人数最多的专业。在单独设置了商学院与经济系的综合性大学，经济系学生人数则会大幅度下降。
在科系不全的学校，学生选择经济系主要看重的是经济系的思维和数学训练。当然，这很多时候也是学生不选择经济系的主要原因。我见过有学生毕业后要到法学院深造，也愿意拿一个经济学学士学位，觉得这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有帮助。
经济学本科课程
微观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原理，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以及计量经济学是大多数经济学专业的基础必修课。个别学校会将两学期的经济学原理合并成一学期。这样的一学期课程在文理学院以及公立大学商学院经济系比较常见。
前者，是因为其通识教育部分繁琐，而一学期的经济学入门又为其他专业的学生获取最基本的经济学知识提供了机会。后者，是由于经济学理论课程在商学院受重视程度不高。也有部分学校不将计量经济学列为必修课。
中级课程的授课方式虽然因学校不同而异，但目前的大趋势是减少微积分在中级课程，特别是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的使用。
经济系的选修课按难易程度可以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类。初级选修课一般只要求学生有经济学原理的基础，在课程中不使用微积分与计量经济学。
中级课程与高级课程的分类比较模糊，但一般来说如果课程设置中有计量经济学，那么中级课程只要求中级微观经济学与中级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但在教学上不使用回归。而高级课程则会有回归的元素。
有的学校要求毕业论文。在这样的情况下，毕业班学生一般会参加一门研讨会（Seminar）课程，而课程论文则是名义上的毕业论文。
初级选修课的设置及功能在不同的学校可能不完全一样，但一般来说不外乎以下几种。
第一，初级选修课允许对经济学感兴趣的学生尽早对学科内容有更深入的了解。这样不仅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学生，也给本专业学生提供了一些简单的选修课选项。
第二，初级选修课常常能被用于满足通识教育要求。
最后，初级选修课可作为其他非经济学专业的必修课，从而拓展经济学科在其他专业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经济学课程的学生人数。
譬如，在科尔盖特大学经济系，初级选修课（课程编号以“2”开头，意味着主要面向二年级学生）包括“性别与经济”，“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等几门。
这几门课都能满足学校通识教育要求，如国际课，并被其他一些专业列为必修课或推荐选修课。譬如，国际经济学就能满足国际课要求并且是国际关系专业必修课。科尔盖特大学经济系还有中级的国际贸易课与国际金融课，并且有国际经济学的研讨会。
美国大学实行学分制，同一门课每学期会有不同的老师授课。而不同老师授课的难易程度与风格又不太一样。不同学校常常会使用不同的方法以达到课程内容的某种一致性。
譬如说，规定使用同样的教科书。虽然课程设计上的弹性常常会带来一些问题，诸如有的老师因为课程简单教学评估高分学生喜爱而导致另外的老师有怨言，或者有的老师因为课程比其他老师难而导致学生有怨言，但这种课程设计上的弹性从总体上看还是利大于弊。
我在跟我老师聊天时曾经问他以下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让同一个老师在秋季教微观经济学原理然后在春季教中级微观经济学，从而让学生可以从同一个老师那里系统地学习微观经济学？他的答复是，大学的目标是要让学生接受更多样化的教育，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是故意避免我所提的那种排课方式。
经济学博士教育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USNewsWorldReport）将美国所有大学分为四类：全国性大学（NationalUniversities），文理学院（NationalLiberalArtsColleges），区域性大学（RegionalUniversities），与区域性学院（RegionalColleges）。
这四类学校里，文理学院与区域性学院专注本科教育，一般没有或只有屈指可数的研究生学位。他们的区别在于文科（LiberalArts）所占比例。换句话说，在区域性学院里可能会有一些工科学院，这些学院因为文科课程（通识教育）太少，而不被分类为文理学院。
好的文理学院常常是私立大学，对入学要求高，学费也贵。譬如宋美龄的母校卫斯理学院（WellesleyCollege，位于马萨诸塞州，最新排名第4），宋霭龄和宋庆龄的母校威斯里安学院（WesleyanCollege，位于乔治亚洲，排名第），以及常常误传为她们曾经就读的威斯里安大学（WesleyanUniversity，位于康涅狄格州，排名第14），都是文理学院。
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的说明看来，全国性大学与区域性大学的区分是比较模糊的。这两类学校都是综合性大学，但前者专注于研究，所以有比较全面的博士学位授予，而后者也可能有个别博士学位授予。虽然区分模糊，但一所学校是“全国性”还是“区域性”常常也被看作是等价于一所学校是“研究型”还是“教学型”大学。
譬如，萨姆休斯顿州立大学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中被定义为一所“全国性”大学。学校的几个博士点，包括犯罪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等，对老师的研究和发表要求比其他学院要高。但经济与国际商务系所在的工商管理学院，其宗旨则是成为一个顶尖的“区域性商学院”。
当外部评审人对我们学院的教学与研究进行评估时，他们常常会提出我们既然自己定位为区域性商学院，就应该对教学有更多的偏重，无论是在老师的研究与发表方面还是资源的分配方面。
美国有一百多所大学有经济学博士授予权，这还不包括农业经济系和公共政策等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学科。这些大学基本上都是全国性大学。根据各大学实际情况，学科与课程设置会有所不同。但所有经济学博士学位都会包括以下“最低要求”：
第一，六个学期的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与高级计量经济学。第二，两轮的博士资格考试，其中第一轮考的是前述高级课程（个别学校不考高级计量经济学），而第二轮考的是学生所选的专业方向。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后，博士生就成为博士候选人了。最迟在这个时候，他们必须开始考虑博士毕业论文的选题。博士毕业论文则是从博士候选人到博士的最后一道坎。
论文发表与学校选择
当有本科生问我关于攻读经济学博士的建议时，我常常告诉他们，如果你选择攻读经济学博士，并且以学术界教职为理想，一定要知道从进入博士项目到拿到终身教职那十到十五年是非常关键和辛苦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向和学校就显得尤其重要。
可幸的是，经济学家对自己的行业有相当多的研究，这些研究给我们提供了根据不同标准的学校排名，如按学科分支排名，按毕业生发表情况排名，以及按毕业生毕业工作情况排名等。这些排名能给经济学博士项目的申请人提供很重要的帮助。
但一个经济学博士要在学术市场以及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成功，离不开论文发表。对一个研究者的论文发表，大致可从数量，质量，和连续性/持续性三个方面去考量。新晋博士想要提高论文发表的数量，必须尽早开始考虑毕业论文选题。
如果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师友一起合作，不仅会对发表的数量，也会对质量有所帮助。对论文质量的考量常常依赖排名。虽然排名标准各有不同，但对于哪些期刊是高质量期刊，业内还是有一定共识。
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发表的连续性与持续性，研究者本人对学科与研究课题的兴趣是最关键的因素。同样重要的因素是博士所就读的学校以及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和导师组成员。
平均而言，经济学博士毕业找工作，找到的学校排名会比毕业学校排名低30-50名。这样的现象提出了一个很实在的命题：想要在美国学术市场上找到一份好工作并且有成功的发表，必须就读及毕业于一个好学校的经济学博士项目。
JohnP.Conley与AliSina?nder在他们年发表于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上题为“TheResearchProductivityofNewPhDsinEconomics:TheSurprisinglyHighNon-SuccessoftheSuccessful”的论文里挑战了前述命题的准确性。
他们的其中一个结论是，从发表的质量与数量来看，只要你是某个博士项目最优秀的毕业生之一，你成功的概率就会很高。换句话说，普通项目的优秀毕业生比优秀项目的普通毕业生要成功。所谓“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意思。其实在博士项目中“鸡头”比“凤尾”成功的原因很简单。如果你是某博士项目里最优秀的学生，你的老师自然愿意向你倾注更多的心血。
而无论你进入到哪一个学校的博士项目，你的老师都是经历过几轮筛选成功留在学术界的。换句话说，他们都非常优秀。而一个好学校里的普通学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老师对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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