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美，是应该更加强调外在的统一和整齐，还是更加看重空间布局背后对于文化的保存和人的关怀？在社会学家齐美尔看来，对于社会的理解，不应该简单地只看社会经济效益或者理性化的社会构成，而是应该注重内在的精神生命，注重作为现代生活体验者的个体的生命之旅与道德实践。
在19世纪中期奥斯曼曾经主持了一场巴黎大改造。不少当代城市建筑师和历史学家，特别是法国的历史学家看来，奥斯曼无疑是粗暴地折断了巴黎历史的刽子手。在他大刀式地挥砍之下，巴黎城市的多样性被迅速摧毁，社会结构遭到破坏，贫穷区域和富裕区域也被彻底的分化。在奥斯曼强迫巴黎走入现代之前，在文学领域有浪漫主义诗人与小说家，如缪塞、拉马丁、乔治桑，之后则是严谨、精简而洗练的散文与诗歌，如福楼拜与波德莱尔。改造之前，整个社会盛行的是乌托邦主义与浪漫主义，之后则是现实的管理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前所谓的制造业者只是散布各处的纯手工业者，之后绝大部分手工业则被机械或现代工作所取代。
在齐美尔看来，美不仅仅在于事物的客观存在，而在于这种客观存在如何激发起人们内心对于美的一种主观感受。审美判断也因此不仅仅存在于事物外在的表现形式，而更多的存在于个体内在的精神与审美欲求。所以说，社会作为一件艺术品，不应该仅仅只是将外在的形式塑造得多么炫目从而增加其价值，而是应该更加看重其自成一体的风格，以及背后所折射出的文化品质和历史厚度。
对组织统一、布局对称之美的过度追求，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审美趣味偏向于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一个中心，按照对称原则来运转。而这样的追求，实质上是国家强制意志渗透社会肌理的一种体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对于个人的管理，就会省力很多，只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行政命令自上而下地执行，就可以高效完成。但是这种对称的审美效应所带来的绝对实用性，会导致个体的自由个性和想象力被抹杀，在共同的中心里，秩序之美愈发依靠集体人格对于个体人格的吸纳，牺牲个体以成全集体来实现。
在当代的中国似乎每一座城市，都疯狂地提倡要将本地区打造成经济中心，而无视自身的独特历史和人文气质。一个真正有魅力的城市，一定是有独特性格和韵感的城市。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我们就需要找到这座城市的性格，主动发掘与塑造城市的面貌，城市才可以有效运作，散发其应有的活力。城市的吸引力不在于有多少高楼大厦，有多少国际化的标杆和口号，而在于它所展现出来的生活的无限可能，从而能够安放不同个体的自由诉求。
社会学强调人的效应，正是居于其间的人塑造了城市，而不是城市塑造了人。如果我们把人都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要求，或者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并将末等的人驱离出城市，那么这个城市就缺乏应有的包容和温度。一个城市自身活力的发掘，一定不是单一的政府决策可以实现的，而是其间每一个个体可以充分行使自我选择权利的体现，他们给城市赋予了多样性，让每一座城市不再千篇一律，从而在根本上塑造了城市独特的性格。
我们的行政部门会有计划、有意识地按照规划打造创业园区、艺术中心，但实际上空间的建立往往并不是先拥有一个实体的建筑空间，反而是先有了一群人——艺术家、音乐家、写作者。他们会聚集在一起编辑自己的刊物、定期举行集会进行艺术或者产品的创作和创新，这样才会生发出一个空间。这种在行政部门指令以外自发形成的空间，是一种替代性空间。它是自下而上的聚集起来，是自发的、内生的，所以会更加有活力，也更加能集聚日常生活的力量。
一座有韵味的城市，在高楼大厦百货大楼宽广马路之外，更应该保留有人间烟火气，更加包容更有温度。
本文内容参照书籍《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作者严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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