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11-30 15:43:19   点击数:

从太原出发,与清朝大学士一同游历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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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时装说:

来一场诗和远方?

前言

孙嘉淦(年-年),字锡公,又字懿斋,号静轩,山西兴县人,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敢言直谏而出名。

孙嘉淦幼年时期家境贫寒,康熙五十二年(年),孙嘉淦考中进士,自此踏入仕途。

初任翰林院庶吉士、检讨等小官,此后历任国子监司业、顺天府尹、工部侍郎、刑部侍郎、吏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直隶总督、宗人府府丞、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

乾隆十八年(年)十二月,孙嘉淦去世,享年七十一岁,谥号文定。

与孙嘉淦一同南游

作者丨介子平

康熙五十九年,孙嘉淦利用回山西老家为母丁忧之时,自晋阳东出故关,开始了长达两年的一次旅行。

从山东至江浙,从赣湘至广西,从湖北至河南,最后又回到了太原。为此,他还写一篇长达万余言的《南游记》。

张山来评述此文:“就其登涉所至,随笔点染铺叙,绮丽芊绵,亦复激昂慷慨,适足以囊括宇宙,开拓心胸,真千古奇文!”

古人游历,与今人多有相似,无非遍访名胜古迹、奇山异水,与今人不同的只是,比今人更为慢条斯理、从容不迫,这倒不全是古今交通便捷程度、生活节奏快慢不同的原因,心态使然。

所谓游历,与碌碌公差不同,与时下随团旅游更不同。

李白游历北至雁门,南及衡岳,陆游游历西至剑门,东及苏吴,一路游走,一路吟诵,动辄几年几十年,甚至就死在游历途中。顾炎武于反清复明事业受挫后,游历北方,长居秦晋,最终老死其间。

当游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生活终将成为一种诗意的豁达,天下终会成为一种责任的担当。

孙嘉淦于康熙五十二年举进士,雍正年间始任职。

一次,孙在上疏中针对雍正加害兄弟、大肆授官、无故用兵三事,提出“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三议。

雍正接疏后,大动肝火,随及召集朝臣,传阅议处,并说:“孙嘉淦原是这样一个狂生,决不能让他留翰林院。”

诸臣不敢言,惟大学士朱轼答道:“嘉淦确实狂妄,但敢于直谏,为臣佩服其胆略。”雍正也说:“朕亦服其胆。”

孙非但未受处分,反升为国子监司业。

其胆略当然不能牵强地说就是此番游历的结果,但对于这位自小生长于吕梁山深、家境贫寒的读书人而言,此番游历在于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的相应相辅,书本之外的地理实形、国计民生由此有了感性认识,特别是对民间疾苦、民瘼民怨有了切身体验与迎头躬行。

孔子之后凡登泰山者,皆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情结,孙嘉淦自不例外。“缘涧水,度石桥,见两峰对立,中有瀑布。时宿雨初晴,朝光澄彻,山岚护石,松翠浮空,瀑流飞响,清心韵耳。磴道从西峰上,有碑,题曰‘五大夫松’。”

据《史记》所载,秦始皇封泰山时中途遇雨,曾避于此间大树下,因封之为“五大夫”。“秦松挺秀”乃泰安八景之一。明万历年间,古松为雷雨所毁。清雍正年间钦差丁皂保奉敕重修泰山时,补植五株。

孙嘉淦在此小憩,见到的大概皆为补植不久小松吧。其状自然与史籍中描述的“拳曲古拙,苍劲葱郁”相去甚远,此处未详加笔墨,其间的失望自不必言喻。

过“五大夫松”碑,“回首遐眺,见松山顶在我足下,昨所望见诸峰,在松山下,齐鲁数千里之山,又在诸峰下。”

对于沿途的摩崖石刻,孙嘉淦也有所触动,曾提到过“仰之弥高”刻,秦观峰下“娘娘庙”中的李斯篆。

娘娘庙即碧霞祠,碧霞元君乃道教尊奉的女神,俗称泰山娘娘。李斯泰山刻石堪称是其惟一的传世真迹。汉至唐罕有人提及,至宋始引起注意。

宋真宗封禅泰山时,兖州太守献四十字拓本。欧阳修好友江邻几任奉符县令时,亲临岱顶寻访此碑,尚存数十字。

此后学者刘支专程登岱考察,制成拓本,撰《秦篆谱》一书。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对此均有著录。明嘉靖年间刻石被毁,记载曰仅存二世诏书二十九字,但此时孙嘉淦见到的却有三十八字,其文曰:

“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记载有谬还是孙述有误,不得而知。孙嘉淦描述其:“笔法高古秀劲,非汉、晋人所能及。”

清乾隆五年碧霞祠毁于火,此石遂失。嘉庆二十年在岱顶整修时被发现,仅余残石两块,存十字“臣斯臣去疾昧死请矣臣”,嵌于观峰前东岳庙墙外侧之“读碑亭”内。

道光十二年读碑亭倒塌,泰安县令徐宗干“索残石于瓦砾”,移至山下岱庙保存。光绪十六年残石被盗,县令毛蜀云索十日,得石于泰城北关桥下,宣统二年五月,泰安知县俞庆澜在岱庙环咏亭附近专门建亭置放。这都是后话了。

“庙后后壁高十余丈,唐摩崖碑在焉”。唐摩崖碑即唐玄宗御制《纪泰山铭》。上刻序言、铭文及额款计千又另八字,乃玄宗东封泰山歌功颂德的纪事碑。

开篇即曰:“张皇六师,震叠九寓,旌旗有列,士马无哗,肃肃邕邕,翼翼溶溶,以至于岱宗。”大唐开元盛世气象也。

碑文通篇为隶书,文词雅驯,字体遒逸,既有古隶遗意,又有唐之新态。明人王世贞评论曰:“穹崖造天铭书,若鸾飞凤午于烟云之表,为之色飞。”

待登顶后,“东见青营,负山阻海。北顾塞垣,横亘万里,河朔诸州,星罗棋布。循太行而西,中州之沃衍,咸阳之阻隘,皆可指数。黄河由华阴走兖徐,湾环若衣带。嵩山二室,如两拳石,淮阳之间,一望平芜。”

发此感叹处当在岱顶南侧之瞻鲁台,此处还有“孔子小天下处”刻石,皆后人附会《孟子·尽心上》中“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之臆造。

果真有如此开阔的视野,非也,江山俱在胸中矣。诵读至此,孔子“小天下”的境界才有所悟。

由泰安趋曲阜,孙的心情也由崇高而神圣。

“孔林在泗水南,洙水在孔林南。曲阜在洙水南,沂水在曲阜南。孔林方十余修干丛薄,侧不容人,而景色开明,初无幽阴之气。至圣墓,产蓍草。碑曰‘大成至圣文宣王墓’。”

相传康熙二十三年,康熙皇帝到孔林朝拜孔子墓。当他走到墓前准备跪拜时,发现墓碑上的“大成至圣文宣王之墓”字样,便站在了那里.

待祭祀鼓乐奏起,康熙帝仍皱眉伫立,不行叩拜,众人皆愕然,而随行的孔尚任明白此中道理。原来,皇帝是只拜师而不拜王。

于是便命人拿来一匹黄绸,将碑文中“文宣王”几字遮盖,并添写“先师”两字,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康熙帝一看,马上祭拜。

此碑乃明正统八年黄养正巨碑篆刻,可惜“文革”中被匍匐,待再次树立时已是残碑。孔子墓也于此时铲平挖掘,其内遗物及骨骸示众后焚毁,孙先生当然不能料及这以后的事了。

“墙东南有枯木,石栏护之,子贡手植楷也,旁有楷亭。”孔子去世后,子贡在墓旁结庐守护,一守便是六年。期间,他将南方稀有珍木楷树移植于先师墓侧,以寄托深情。

楷木质地坚韧,树干挺直,可象征孔子为人师表,天下楷模。康熙年间楷树遭雷火焚烧,孙嘉淦谒林时此木已毁。

现在凉亭内尚有被毁残骸,有了残骸便有了沧桑,便有了感怀。在孔墓之西尚有陋室三间,立“子贡庐墓处”石碑一通。”

孙嘉淦谒毕孔林,拜过“子贡手植楷”后,出东南门至孔庙。“门距曲阜城可二里,道旁植柏,行列甚整,蔽日参天,皆数千年物也。”

我廿年前祀孔庙进曲阜老城时,也为此而震撼过,后来忆起曲阜之行,首先想到的便是夹道侍立的这两列虬龙盘屈、不可名状的苍桧翠柏。没有穿越古柏的甬道,似乎就无法完成入觐的心理准备。

“庙制如内廷宫殿,而柱以石为之,蛟龙盘旋,乃内廷所无。至圣与诸贤皆塑像,石刻至圣像有三。车服礼器,藏于衍圣公家。圣公入觐,不可得观。殿南有亭,颜曰“杏坛”。古杏数株,时值三月,杏花正开。坛南有先师手植桧,高三丈而无枝,文皆左纽。子贡之楷,虽不腐而色枯,此则生气勃发焉。”

“杏坛”之说出自《庄子·杂篇·渔父第三十一》:“孔子游乎缁帏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

按晋人司马彪的注释,杏坛只是指“泽中高处也”,清初顾炎武也认为《庄子》书中凡是讲孔子的,采用的皆寓言写法,杏坛不必实有其地。

但一种流行的附会说法却以为杏坛就在孔庙大成殿前。宋时,孔子第四十五代孙孔道辅增修祖庙,“以讲堂旧基甃石为坛,环植以杏,取杏坛之名名之”。

孙嘉淦立在孔庙前的杏坛处,是否联想到顾炎武的观点,可能不会,顾的学说在晚期时方大行其道。

我首游孔庙时,正是仲夏,没能遇到“时值三月,杏花正开”的美景,后来几次逗留曲阜,都未应三月杏花开的时令,真是一种遗憾。

孙嘉淦也路经了陋巷,但未能进孔府,那是衍圣公的私人空间,当然不好擅自进入,真不比今人。“三孔”,他只走了“两孔”。

之后,其一路南走,登虎丘而四望,竹树拥村,菱荷覆水,浓阴沉绿,天地皆青,发“然赋税重,民不堪命焉”之概。

驻足岳墓,喟叹道:“善恶之报,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今闻秦氏盛而岳氏式微,此又何说焉?使天下好善而恶恶,人之好恶之心,何由而生也?天之好恶,既与人同,胡为误于其身,复误于其子孙,而终不悔耶?呜呼!此其故圣人知之矣!”

夜泊山阴城外,则有如此感言:“气霁云敛,月白江清,天水相涵,空明一片。人在舟中,身心朗彻,如琉璃合,恍然若有所悟。”

在湖南,其曰:“右江风俗,胜于三吴两浙。男事耕耘,兼以商贾,女皆纺织。所出麻枲绵葛松杉鱼虾米麦,不为奇技淫巧,其勤俭习事,有唐魏之风。独好诈而健讼,则楚俗也。”

除去名胜,其行迹最多者为谒陵寻墓。在曲阜谒孔林,在杭州谒岳坟,在绍兴谒禹陵,在偃师谒田横墓,先贤往圣、前修俊哲,皆读书人神驰渴慕、引领而望之人,由此津津乐道、反复述怀,不也合情合理、天经地义。

一圈走下来,其对域内地理、南北堪舆已有大致了解。

“天下大势,水归二漕,山分三干,河出昆仑,江源岷蜀,始于西极,入于东溟。大河以北,水皆南流,大河以南,水皆北注。汉南入江,淮北入河,虽曰皿渎,犹之二也。太行九边,西接玉门,东抵朝鲜,是为北干。五岭衡巫,西接峨嵋,东抵会稽,是为南干……。”

风骨雄健,笔力深厚,确实有气势。山川之威严,此时似乎已化作了身性之魂魄。

由魂魄而明理,孙嘉淦又曰:“天地之化,阴阳而已。独阴不生,独阳不成,故大漠之北不毛,而交广以南多水。”

乾隆年间,孙嘉淦曾上疏曰:“沿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阴极盛而阳生,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盛之地,必有阴伏之机。”

山川人事不亦一也。后人评价其曰:“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收。”

此乃为人处事的阴阳之学。大哉,山川!然风云生于胸臆,海岳呈于窗几,心与物化,性与天通。大哉,心胸!

作者:介子平

编辑: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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