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期—
“有我写作，直抒胸臆，
不事雕琢，神韵灵趣”
你的文章上过报纸吗
■王一凡
“好像很少见你上报”这话是一位读者问我的，大概是怕我尴尬，忙着又补了一句，“你的文章并不见得比报上的差。”
的确是有一些尴尬的。
掐指一算，跟文字打交道快二十年了，真把它们有模有样送上报纸的少得可怜。新年，看到一条消息说，又有几家纸媒停刊了，于是诚惶诚恐地把那几张印着我文章的报纸翻出来，摆在桌案上，虔诚教徒一般地凝视，想着这个时代会不会有一天，再也不会留给我上报的机会了呢？那么这不多的几张，定将作为我百年之后的垫棺之物，好让我去了那个可以寻见祖宗的世界里，跪拜于他们的面前，面无愧色地说一句，看，你们的子孙居然上过报。
祖宗们一定会在那个世界里，于苍白的脸上露出十分欣喜的笑来。他们是太知道上报的难了。报纸这种东西，从它一出生，就带着皇家的权威。那时，它是从宫廷里传出来的代表着皇帝心意的“邸报”，是只有皇帝跟他的大臣们可以在上面说话的。
说什么呢？
说的都是一些国家大事。
哪哪有旱灾啦，哪哪儿发生叛乱啦，皇帝今天又给谁封了个官啦，哪个国家的外交使臣最近要来串门子了。
邸报上下往来，一去几千里，被无数人传阅。那个时候没有印刷机，全是手抄的，费力费时又费钱。
这个问题，是到了宋朝的时候，被一个叫燕肃的人发现了。
岁募书写费三百千，今模印，止三十千。
什么是模印？
是此时正在进入全盛时期的雕版印刷。不知道是不是受燕肃这条建议的影响，雕版印刷让邸报大面积发行，无论官办的还是民办的，总之就有了更多的印坊，开始把发生在朝廷里的重大事件印成报纸在街道上发行。
这个时候，它的名字叫“朝报。”
清晨的汴京城，一缕金色的阳光穿过烟火正浓的早市，宋朝人比唐朝人更幸福地享受着市场经济带来的便利生活与信息的四通八达。他们像我们今天刷着手机一样地，一边吃着早点，一边买一份朝报来读。
朝报的内容是单一的，从宋至清，一直都以报道官方消息为主要内容，平民老百姓根本没有可能沾边的，除非你做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比如年元月的《朝报》上，就报道了一条以广州渔民为主角的新闻。说的是他们在海上抢了英国“特劳顿号”船只的消息。报上说：
总督派遣水师提督曾胜与一应人等同往观看现场，并于犯人作额外之盘问。未几，捕获十数人，并继续追捕逃逸者，另有两只渔船被拘。
……
有书上说，这是中国老百姓第一次登上报纸这种载体，但我把这条消息看过无数遍之后，还是以为，他们不过是给这位水师提督的政绩在做陪衬的道具。这就好像我小学三年级参加夏令营，在骊山上爬不动了，让一位老师背下来这件事情被《西安晚报》报道过一样。
我妈坐在院门口，把那印成了铅字的我的名字，和我被那位老师背着的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邻居从院门口经过，问一句：“听说咱女子上报咧？”
我妈立即站起来，嘴里说着“丢人很”，手上却忙不迭地把报送到那位邻居的眼前。
贾平凹老师的《秦腔》里有过一个情节，说夏风的爸爸夏天智每回端着个白铜水烟带去乡政府翻报纸，如果一看有他儿子夏风的文章，就要把这份报纸偷出来装在身上好几天。
我写到这里的时候，突然就觉得非常对不起我的妈妈。我毕竟是没有在她活着的时候，让她也能像夏风的爸爸一样地，拿着印有我文章的报纸，坐在院门口炫耀过。那滋味，一定比我小学三年级被人从山上背下来的那一次，给她争脸得多。
但我并非没有为此努力过。
很多年以前，我给《华商报》投稿的时候，像所有的文学青年一样的满怀激情而又惴惴不安，但之后的日子又总是像死掉了一样地没有了消息。
不知道鼓了多大的勇气，我给报社打电话。胆战心惊地，我说，编辑老师，我投过一篇写端午节粽子的文章，不知道您看过没有？
编辑老师回答我说：“我一天忙得什么似的，你端午节投个写粽子的，他中秋节投个写月饼的，我哪儿有那么多的时间看这些？”
无言以对，十二万分的寂静。
突然有一天，看《红楼梦》，宝玉握着宝钗的腕子，惊叹像极了杨玉环。
宝钗说那可惜了，她可没有像杨国忠那样的好兄弟。
这话被我想了很久，有一天便终于想明白了。连宝钗那样的，况且还在感叹她朝里没能有个好兄弟，那我又何必在这儿想入非非呢？
end
作者/王一凡
王一凡，原名王燕，年逾不惑，一无所成，唯有读书、抱猫、作文章。
终南性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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