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老的政治史受到冷落，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开始起步，现代化问题备受 一、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近年来，已先后举办过多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发表论文一千数百篇，出版各类资料。专著40余部，可谓硕果累累。由于研究者注意转换思路、开阔视野，从而使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明显提高，许多问题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现就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历史地位、洋务派人物的评价，特别是近年新辟领域的研究情况、主要观点作一简要综述。
1、关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历史地位
对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历史地位，学术界一直争论较大。有的同志认为，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进行垂死挣扎的自救运动，也是他们勾结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变中国为半殖民地的卖国运动。有的同志则持不同意见，认为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是一个具有进步性的运动”，“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李时岳、胡滨《论洋务运动》，《人民日报》；徐泰来《也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
孔令仁指出：就洋务运动的本质倾向来说，它是反封建、反侵略的，是进步的；洋务运动功大于过，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革新运动。戚其章以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为衡量标准，认为洋务运动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近代企业，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因而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运动。孙占元则提出一种折衷看法,认为洋务运动既是地主阶级开明派掀起的一次自救运动，同时也是一次“求强”“求富”的变革运动；它对内镇压以自救，是反动的，而对外御侮以自强，又是进步的（《论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新政》，《东岳论丛》
基于以上不同认识，学术界对于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看法也存在很大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巩固了旧的封建统治，是一条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反动路线，不代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方向，不可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同日而语。
另一种观点与此截然不同，认为洋务运动应该纳入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同志倾向于对洋务运动作基本肯定的评价。近年,有不少文章开始从“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角度，对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作进一步探讨，并取得了可喜进展，尽管看法仍然有别，但总的来看，肯定多于否定。
2、关于洋务思潮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有关洋务思想的研究，本属空白，以往即使提到，也多是简单骂倒了事。近10年来，这一领域日益引起学术界重视。特别是一些学者在对洋务思想与早期维新思想的比较研究中，提出了“洋务思潮”的新概念。洋务思想开始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取得一席之地。年以后出版的几部思想史专著，如吴剑杰《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刘兴华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略》、宝成关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都列有“洋务思潮”或“洋务思想”专章。
什么是洋务思潮？刘学照认为，洋务思潮是当权的洋务派官僚和不当权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共同参加、朝野呼应的学习西方、谋求富国强兵的社会思潮。李时岳、胡滨认为，洋务思潮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借法自强”,它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执行者和支持者们所反映出来的共同思想倾向。在概念的界定上，学术界没有太大分歧。争议较大的主要是对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理解和对“中体西用”论的评价。
地主阶级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传统观点多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视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近年出现一些不同看法。季云飞认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就是40年代魏源提出的以洋枪洋炮为内容的“师夷长技”思想。徐泰来把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概括为“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八个字。孙占元则认为，洋务运动属于一次“求强”“求富”运动，洋务论者的“求强”“求富”观实际上成为洋务活动的指导思想，而“中体西用”则是服务于求强、求富主旨的一种理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应是“求强”“求富”》
3、洋务运动与近代文化
从近代文化史、社会史角度探讨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探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这是近年来洋务运动史研究中的一个新动向，有关文章虽然不多，但值得注意。
叶晓青年初发表的《西学输入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文,是这方面较早的拓荒之作。该文重点论述了洋务时期的科技引进对中国社会多层次、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对“重义理轻艺事”、“贵义贱利”等传统价值观念的冲击。李侃在《洋务运动与近代文化》一文中认为,洋务时期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和一定的规模上开始了中国文化从传统的旧文化向近代新文化的历史转换时期。同时指出：“洋务运动时期产生的近代文化，只能是一种畸形的文化。它既不可能对封建文化作有力的批判，也不可能对西方文化作出自觉的选择”；“近代文化转换于洋务，又受制于洋务。”
此外，陈绛的《洋务运动与儒学传统》一文，分析了经世传统、变易观念对洋务运动的积极影响,以及封建思想对洋务运动的极大束缚，指出：儒学传统曾经成为洋务运动开展的助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又日益表现为这一运动的阻力。黄清根的《论洋务时期的文化变迁》一文,则从社会史视角阐述了洋务时期随着西学的大量输入，中国的社会生活，诸如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社会信仰、家庭与婚姻等方面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些文章未必都很成熟，但都带有开拓性，都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4、洋务派与近代外交
外交是洋务运动研究中的难题。过去往往把洋务派的外交路线视为“妥协投降”，把洋务派的外交活动视为“丧权辱国”。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对洋务派的外交思想、外交活动进行新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章鸣九、刘天路等认为，洋务派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外交知识、法律知识的了解，已初步具有国家主权平等的思想，产生了近代的国际意识，其外交思想正在向近代化迈进；在外交实践中，他们还以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为武器，揭露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提出了修改条约、收回利权的主张；其“外须和戎”的外交主张固然是妥协软弱的表现，但这是洋务派无法摆脱的时代矛盾（章鸣九《洋务思想家外交思想的近代化》，《北方论丛》1；刘天路《洋务派外交思想简论》，《山东大学学报》。
章鸣九在《试论洋务思想家对和战之争的态度》一文中,又分析了洋务派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主和”思想以及这种思想的根据，认为他们对中外通商局面和敌我形势的认识，以及“按约理论”、“据理力争”，争取和平环境以求“自强”的设想，“是富有理性的”。章文还以中法战争为例，具体分析了当时洋务派官僚基本主和、基本主战、备战求和三种不同态度，认为不同态度是基于个人对形势存在不同看法，以及对讲和的时机、条件存在不同意见，并非爱国与卖国的根本分歧。
5、洋务派与清末教案
教案是洋务时期涉及内政、外交的大事，以往的洋务运动研究对此注意不够，一些教材和学术著作在谈到教案问题时，又往往一味强调洋务派如何“抑民奉外”，如何充当对外屈服退让的卖国贼和对内残酷镇压的刽子手。近年，有同志对此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赵春晨在《晚清洋务派与教案》一文中认为，洋务派作为封建营垒中开始向资本主义方向迈开脚步的一个政治派别。
他们与同时期的顽固派以及自发反教的士绅们具有很大不同，能够对基督教会，传教士及与之偕来的一些西方文化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但同时，他们对教会充当外国侵略扩张工具的作用也有一定的认识和警惕，他们尽管不赞成群众的自发反教行动，但对开展反洋教斗争的绅民又表示一定的同情。
赵文进一步指出：洋务派并非不反对教会侵略，他们在揭露、谴责教会侵略活动的同时，还力图通过建立一定的规章制度以及修约等方式，限制教会势力的扩张，抵制外国侵略。至于他们反对自发的仇教反教行为，反对以暴力方式对待教会、教士和教民，主张“非攻教”，这既有畏惧同外国决裂、担心民众的行动会危及封建统治这些因素存在，也有他们与自发反教者在思想认识上的歧异，即对自发反教落后性和盲目性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因此，对洋务派的“非攻教”不应笼统地斥为“抑民媚外”、“镇压人民斗争”。
赵文还分析了洋务派在处理教案时所采取的“悉遵条约”、“力保和局”、“分清曲直”、“持平核办”的方针，认为这些方针固然带有“弱国外交”的色彩，但比起顽固派不顾客观形势、不分是非曲直、盲目鼓噪废教毁约、驱逐洋人的主张来，显然理智得多、可取得多：这些方针的执行，对于在局部范围内防止教案事态扩大、安定社会秩序、保证洋务运动的进行，以及抵制教会的侵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韩昱的文章评述了洋务派对洋教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们鉴于中外实力悬殊，在教案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妥协性；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在感情上也不愿让洋教横行中国，扰乱“圣道”），在实际事务中也表示了对洋教的仇视态度，在处理教案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保护地方官和地主士绅，对列强作了一定程度的抵制，客观上保护了民族利益，维护了民族尊严。
6、洋务运动史研究如何深入
洋务运动史研究的成绩已是有目共睹，但研究工作不会就此止步，还要继续进行下去，还要继续走向深入。从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出，许多问题的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史学工作者在洋务运动史这块学术领地上还大有可为。现在，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使研究工作走向深入？在年5月举行的第六届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就此提出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章鸣九认为，洋务运动史研究要走向深入，第一要彻底摆脱“事件史”的研究框架，从研究事件转向研究社会；第二要注重跨学科研究，积极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涂文学提出，在研究洋务运动的社会环境时，应注意从城市文化史的视角切入，研究城市社会文化环境对洋务运动的认同和制约，以及洋务运动对城市近代化的带动作用，对于从本质上探讨洋务运动的近代内涵和近代意义，可以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路。还有同志认为，考察洋务运动所达到的近代水平，需要同当时世界各国的近代化运动进行比较研究，应把洋务运动放到世界现代化大潮中来观照，放到整合的世界史视野中来把握总之，只有从历史的纵深着眼，多侧面、多层次、多视角去展开，洋务运动研究才能走向深入；只有不断转换思路、开阔视野、拓宽领域，洋务运动研究才能保持其独具的魅力。
帝国主义侵略近代中国时局图二、关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
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给近代中国造成的深重灾难，肯定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在这方面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曾做了许多的工作。近年，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1、殖民化与近代化的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殖民化促进了近代化。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打破了封建主义的禁锢，带来了近代文明，迫使中国走向近代化。对此，不能再仅仅从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的立场出发去审视，否则会对这段历史作出消极的、片面的、情绪化的彻底否定。只有从价值论角度去重新评价“世界走向中国”这一历史问题，才有可能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更为本质的认识。很显然，论者强调的是殖民化对近代化的促进作用，虽然他没有使用殖民侵略的说法，而是代之以“世界走向中国”这样一种中性的描述。
一种观点认为，殖民化无碍于近代化。有学者提出，现代化的发展与民族独立不存在必然的关联。近代中国所受的军事侵略，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但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外国在促进中国近代化发展方面作了不少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对于以上新观点，也有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是实现近代化不可缺少的历史前提。帝国主义促使中国走向了某种程度的近代化，但它又是被严格地限定在是否有利于殖民统治范围内的。另一种近代化则是要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近代化。对于近代史上这两种不同的近代化趋向应加以区别。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来看，民族独立地位的不断丧失和政治上封建专制主义的顽固存在，堵塞了近代化前进的道路。当历史前进到一定阶段，解决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两大问题，就越来越成为实现近代化的首要问题。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帝国主义也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把殖民地中各处妨碍民族进步发展的前资本主义关系有意保留下来，使资本主义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发展。
其次，对于随侵略而来的近代文明的影响和作用，需要有一个全方位的客观评价，并确定其主导方面。有学者指出，西方资本主义为了侵略和掠夺的需要，在中国兴办了一些近代工业和设施，但侵略带给中国的更重要的还是灾难，它造成了中国的贫穷与落后。况且这些近代文明也没有为广大的中国人民所拥有和享用。入侵近代中国的资本、帝国主义，既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传播者，又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压迫者。不区别两种作用的不同，会走上一个极端；不区别两种作用的主次，会走上另一个极端。
2、抵抗侵略与学习西方
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学者提出的新见解突出地集中在两个方面:
首先，从性质上看，中国人对侵略的抵抗，实质是对西方先进文明的排斥，不利于中国的进步，违反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因为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是近代历史的基本矛盾，这是在世界近代史范围内的先进对落后、文明对野蛮、进步对保守、革命对反动的矛盾。马克思等经典作家也从历史进步的角度，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所充当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近代中国，所谓帝国主义实质上是属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这时的中华民族仍然是中世纪的封建民族，他们对外来侵略的反抗，实质上都是站在维护本民族封建传统的保守立场上，对世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进行本能的反抗。
其次，从实力上看，落后的中国也无力抵抗西方的侵略。故此，近代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忍辱负重，维持和局，努力实现近代化。有些学者强调，落后就要挨打，每次失败的抵抗，都给中国招致了更大的灾难。由此出发，有人对中国近代史上的“和”、“战”问题进行了重新评价。认为李鸿章等人奉行的“委屈求全”的对外政策，其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最高利益，只有保住和局，中国才能有强盛的一天。有人还提出，对于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也应该信守，因为这条约就是当时中外力量对比的纪录，反映了中西方全面的、深刻的差距，改变之道在于先图自强。同时，即使是不平等条约，也是国家信誉所系，今天签字，明天推翻，既足以招祸，又必然进一步失去尊严。
对此持相反意见的学者认为:
首先，不能以资本主义文明先进为由，否定落后的封建国家对西方入侵的抵抗。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作用，却丝毫也不意味着落后国家应当欢迎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形成了把世界上所有国家联结成统一的经济整体的进步趋势；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全世界广大地域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使之成为被掠夺的对象，阻碍了这些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侵略的斗争是一种更为重要的进步的历史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就非常 其次，抵抗侵略不等于排斥文明。在近代中国存在着既要抵抗侵略，又要学习西方文明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运动。实际上，只有民族独立以后，才有真正吸取西方文明的积极因素为我所用的可能。而且所谓反侵略斗争，不仅包括实际的反侵略运动、武装斗争，也包括反侵略思想的设计和提炼，还包括民族的实业家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争夺经济平等权和争夺利权的斗争。反侵略斗争在初期是原始的，但随着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的总结，中国人民的斗争的水准不断提高。在整个反侵略斗争的过程中，也始终贯穿着对西方文明积极因素的学习。
再次，不能盲目颂扬主“和”论而贬低抵抗。近代中外“失和”的根本原因，是西方不断扩大侵略所致，绝非中国政府和人民好战的结果。有些论者恰恰颠倒了这其中的因果关系。李鸿章等人主和的思想前提是错误的，即没有认识到列强正一步步把中国变为殖民地，而是相信洋人无害中国之心。其主和也没有给中国带来和平的国际环境。关于落后就要挨打，有学者指出不能将其解释为落后就应该挨打，从而否定中国人民的反抗。因为以小胜大、以弱胜强，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乏其例的，而且失败为成功之母，中国人民正是以坚韧不拔的精神，积百年之抗击，终于打倒了帝国主义。对信守和约问题，有文章指出，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后，可以随时违背条约，从而再逼迫中国签订更为苛刻的新约，以扩大其侵略权益，而中国人民稍有不满和反抗，却被指责为“违约”，是以“愚昧”抗拒“文明”，这是一种强盗逻辑！
清末新政的实行三、关于革命与改良
如何评价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革命与改良，也是一个热点问题。对此，一些学者提出了以下新的观点:
首先，肯定近代的改良活动，特别是统治阶级所进行的改革。认为从洋务运动的开展、清末新政的实行，到北洋政府的统治政策的实施，都推动了中国近代化，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有人提出，西太后、李鸿章、曾国藩等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渴望中国的富强与进步的，他们所设计的近代化方案如果能得到实施，本来是可以挽救中国的。有人肯定北洋政府在政治上多元化，经济上私有化、自由化，思想文化、社会风俗也是呈现改革开放的势头，认为袁世凯推行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正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其次，对近代的革命提出批评和否定。近代革命是激进主义的产物；孙中山等革命者不顾中国的国情，超越了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陷入了理想主义和革命的误区。其结果不仅导致了社会的长期混乱，而且开启了20世纪中国政治浪漫主义的先河。还有人提出，应该彻底否定近现代历史上的革命，断言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并把这种对革命的看法，进一步概括提升为一种规律: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
也有许多学者认为，上述对革命和改良的评价是不符合实际的。
第一，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反抗。有学者指出:对革命和改良，不能作抽象的价值评估。辛亥革命并不是主观意志的结果，而是当时民族危急严重和社会矛盾尖锐的产物，是腐朽的清政府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抵御外国侵略和领导国内变革的结果。许多革命者，都是在改良道路走不通时才提出了革命的主张。
第二，革命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许多学者肯定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扫清了历史前进的障碍，带来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进步。历史证明，靠封建统治阶级自身的改革，是不可能完成中国的近代化任务的。只有走革命的道路，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取得民族独立，才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打开了新的天地。要革命，就必然会有破坏、流血和牺牲。
但是，如果不进行革命，而容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中国人民必将长期遭受更大的痛苦和牺牲。辛亥革命后出现的混乱局面，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是革命不够彻底的结果。不应笼统地说中国近代斗争太多、动荡频繁，致使社会无法发展，而应该进行阶级分析，指出其原因所在，是中国侵略、压迫了别的民族，还是别人侵略、压迫了中华民族？统治阶级之间的争斗与人民反抗斗争是否可以混同？动荡是怎么引起的？矛盾来自何方？被压迫者进行反抗造成的破坏，其责任是否也应由被压迫者承担？
近代历史人物-李鸿章四、对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
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人物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这本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现在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明显的趋势却是，以往基本受到否定的封建统治者都被大加赞扬，而原本被肯定的历史人物则受到批评和责难，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 有人认为，西太后不是顽固的守旧派。她渴望着中国的繁荣与昌盛。她同情、支持有利于中国富强与发展的改革。而戊戌变法的失败，根本原因也不是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扼杀，而是因为维新派的过激。谭嗣同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激进主义的始祖，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还有人称赞西太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是足可称为文化精英的杰出的历史人物。
曾国藩曾被认为是近代军阀的鼻祖，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妥协媚外的卖国贼。但现在有的文章又把他赞为“一代伟人”，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集大成者。他的对外妥协，被视为不顾个人屈辱而为国宣劳的爱国情怀；他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是阻止了中国向黑暗中世纪的倒退；在他及湘军将领身上，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塑造的人格美。相反，洪秀全及其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则被指责为背离了民族的利益，造成了文化的断裂。
对于袁世凯的新评价，也是前所未有的。有人认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其积极作用是他人所无法替代的。其就任总统和所实行的内外政策，也都是有利于中国的发展的。甚至对于袁世凯的尊孔复古和复辟帝制，也有学者表示了理解。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则受到研究者的种种批评，认为孙中山的主张根本不合国情，其活动导致了民初的社会动荡、阁潮迭起。
对于历史人物评价中出现的这一趋势，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首先，进行全面翻案，是不科学的。纠正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片面性是必要的，但要防止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建国后，史学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近代封建统治者的罪行进行了批判，其间固然有某些把握不准和过火的地方，但大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
其次，应掌握正确的评价标准和方法。第一，以是否反帝反封建作为评价近代人物的主要标准。现在的一些新观点实际是以近代化作为评价人物的标准，而这个近代化又被片面地理解为经济的近代化。这样必然就会把走向近代化的主要功劳归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和条件从事开工厂、修铁路、派留学生等活动。然而，近代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尤其是在近代中国，决不能把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的斗争，排除在近代化内容之外，更不能人为地把二者对立起来。
第二，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作为基本的分析方法。有文章指出，在现在争论的焦点，实际上反映了研究者立场的不同。一些人就是站在清政府和袁世凯北洋政府的立场上，对洪秀全、孙中山提出了否定性的评价。第叁，注意把握历史人物的本质和主流。如果不是把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作全面的考察，而只是把历史人物抽象孤立地加以描述，或抓住某些言行加以片面渲染，以偏概全，随意拔高、美化，将会导致对历史的歪曲。
马克思主义五、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
如何运用、评价马克思主义及其史学理论，学者们也存在着些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历史研究方法必须根本变革。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理论都早已过时，对其坚决捍卫的结果，就是被世界学术潮流所抛弃。对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已经形成的中国近代史学体系，有人提出应进行全面的反思和突破。理由主要有这样几点:其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质是一种“战时史学”，其特点是学术听从于政治，缺少学术价值。在进入和平年代后，它自然也就随之过时而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其二，毛泽东是革命家而非史学家，他对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有着很大的局限和不足，对此应该重新检讨。其叁，以往近代史研究的最基本的理论原则、体系框架等，都是值得从新的角度去检讨和推敲的。还有人彻底否定建国以来的史学研究，并对唯物史观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一种观点认为，史学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为只有它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阶级斗争学说等，才能最清楚、最全面地解释历史。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但决不能从根本上予以否定。
学者们还特别强调并澄清了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提倡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并不是要搞教条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史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并不矛盾，应该力求建立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的，由多角度、多层次、相互联系交叉并互为补充的多样化统一的史学方法体系。
其次，历史研究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和出发点。现在许多新的观点，是建立在系列对历史进行假设的基础上的。我们可以也应当在既定的历史背景下，客观评价各种历史事变的功过得失，但不能也不应当根据自己对历史的臆测和情绪，去重新假定历史的发展道路。
第三，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今天的中国是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的，以史为鉴，是史学的项重要功能:现实的发展，又常能给立足当代而回首从前的史家以新的灵感。现实和历史不能割断。但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随意混淆，把现实中的某些观念硬往历史上套。
第四，注意创新与求真的统一。科学进步有赖于不断的创新，但创新的本质是为了进一步的求真。在史学研究中把创新与求真相割裂甚至对立，将严重损害创新的价值与意义，甚至导致对历史的编造和歪曲。所谓创新，一种是通过对前人某种不科学认识的纠正来达到新的科学认识；另一种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往前进。这里就有一个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与继承问题。现在有人只是用一个简单的判断就一概否定了以往的研究成果，这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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